《马克思传》中国首译者罗稷南

　　罗稷南，原名陈强华，号小航，1898年出生于凤庆县城来凤街书香门第之家。幼读私塾，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少有壮志，追求进步。小学就读于顺宁高等小学堂（今凤城完全小学）。

　　1914年，小学毕业的罗稷南徒步到大理应考，并以优异成绩考入素以“滇西最高学府”著称的云南省立大理第二中学。罗稷南学习勤奋，善于思考，考试成绩总是名列班上第一名，深受师生欢迎。当时，《新青年》所宣传的民主、科学的思想潮流开始席卷云南。这些爱国进步思想通过老师、报刊和亲属的灌输，风华正茂的罗稷南开始接受新思想。

　　1918年秋，罗稷南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大理中学，返回家乡。他舅父准备为他张罗婚事。早已接受进步思想，立志要苦学深造，追求进步的罗稷南婉言谢绝了舅父的安排。第二天便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在叔叔陈复初的资助下，罗稷南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大学时代的罗稷南，思想开拓，勤奋上进，英语、俄语学得很好，这为他后来从事外文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的北大是中国民主与科学的摇篮，也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还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最早建立支部的单位。罗稷南在北大历经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的锻炼，认识了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一名先进知识分子。

　　1923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罗稷南从北大毕业回到云南，在东陆大学（云南大学）任教，并兼任昆明省立第一中学的国文及英语教员。时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的徐继祖、教务主任倪尤生、文史老师楚图南等，都是罗稷南的云南学友，彼此相熟，志同道合，他们向家乡青年学子宣传“五四”科学、民主精神，立志在黑暗的云南点燃革命的篝火。当时，云南的进步刊物《滇潮》顺应历史潮流，开始向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并为许多进步青年所接受。在罗稷南和省立第一中学图书馆管理员、云南早期共产党员李国柱等指导下，艾思奇、张克诚、毕昌杰、饶继昌等进步学生参加了《滇潮》的编辑工作，使《滇潮》成为20世纪20年代初云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思想阵地。

　　罗稷南性格开朗，说话风趣幽默，经常用课余时间和同学谈革命、谈理想，从中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罪行。他的言行在当时的云南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引起了云南反动派的注意，反动特务开始跟踪他。1925年秋，罗稷南离开昆明经香港转广州到厦门，在厦门大学任教。他以厦门大学为阵地，继续传播革命思想和“五四”精神，培养进步青年，积极投入民主革命和进步文化教育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鲁迅、王亚南等新文化运动旗手。

　　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和反动派的无端刁难，心痛不已的罗稷南干脆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曾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1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和国民革命军第3军第28师师部秘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时任十九路军军部秘书的罗稷南积极协助蔡廷锴将军等指挥抗日。他深得蔡廷锴赏识，两人交谊深厚。罗稷南这笔名的由来，正是缘于此。“罗稷南”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唐·吉诃德》中的一匹瘦马，是骑士唐·吉诃德的坐骑Rocinnante的中文译名。起这样一个名字，是因蔡廷锴将军身高体瘦，形象酷似唐·吉诃德，作为蔡将军的部下，他愿意自己是那匹瘦弱的坐骑，以表达对这位将军的敬重和愿为正义事业奉献一切的决心。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爱国官兵基于民族大义，组织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开反蒋。因罗稷南与共产党人有密切关系，蔡廷锴、李济深命他作为十九路军和“福建省人民政府”的代表，到江西中央苏区瑞金与红军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向被封锁的苏区提供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还设宴款待了罗稷南一行。双方进行了愉快的会谈，彼此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34年1月，“福建省人民政府”被蒋推翻，他转到上海投入文化战线的斗争。

　　在上海，罗稷南举办过“现代知识讲座”，向民众传播现代知识。与友人黄洛峰合办《读书生活》出版社，担任经理，专门出版进步书籍。1945年，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和独裁阴谋，他与许广平、周建人、马叙伦、郑振铎等爱国人士创办了《民主》周刊，并于年底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与千百万民众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反蒋、争取独立民主自由和解放的斗争。从1934年到上海，直至1949年迎来新中国成立的15年间，罗稷南一直以笔为武器，从事着进步的文化事业，战斗在文化战线上。

　　“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居住在上海复兴路的罗稷南在日寇的铁蹄下坚持战斗，他一面翻译进步书籍，唤起知识青年抗日决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一面改名换姓，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罗稷南先后翻译了苏联高尔基的《幼年时代》《和列宁相处的日子》《没落》《旁观者》《燎原》，毕生翻译了长篇小说、戏剧、文艺批评、传记、短篇小说等不同题材的20多部名著，共800多万字，终成蜚声中外的一代翻译大家。他翻译的名著影响了一代中国人。

　　身处上海战斗在文化战线的罗稷南，耳濡目染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空前严重、灭绝人性的各种罪行，看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嘴脸，心情无比沉痛。但他始终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中国人民的命运一定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得到根本改变。

　　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接受革命进步思想并投身于全民族的抗战，罗稷南不顾时局动荡，冒着生命危险致力于翻译出版外国革命进步作品。1942年，罗稷南再次被日本宪兵逮捕拘留，在狱中3个月里，面对非人的酷刑折磨，更加坚定了他尽快翻译出版《马克思传》的信心和决心。出狱后，他便着手开始了《马克思传》的翻译工作。

　　沦陷区的上海，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日特、汉奸横行，肆意搜查居民住所，罗稷南居住地更是他们重点盯防、搜查对象。为了让翻译工作不因频繁的搜查被发现和中断，罗稷南在家中做了缜密的布置和伪装，并安排其二弟、革命烈士陈少航之子，年仅13岁的陈焜在路口煤球铺当小帮工，说是小帮工，其实是监视住所四周来历不明之人。

　　1945年11月，罗稷南翻译的《马克思传》（上部）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这是根据梅林著《马克思传》英文第2版转译的首部中译本。1946年底，罗稷南翻译的完整版《马克思传》（上、下两部）在上海公开出版。

　　《马克思传》中译本的出版问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从此带动了一代中国青年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并影响着几代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和上海文化界人士亲切座谈时，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再次相遇的两位老友相谈甚欢。毛主席在交谈中还特别表扬并感谢罗稷南翻译了《马克思传》，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1950年，罗稷南被党中央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未到任）。后来，又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爱党、爱国、爱人民，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他每天的时间几乎都用于学习、开会，研究问题和翻译，既要忙于公务，又要解答一些同行请教的问题，还要接待不断来访的国内外友人。他从早到晚工作不息，为培养新中国年轻一代翻译家，为发展和繁荣新中国的外国文学事业而日夜操劳。

　　“文化大革命”期间，罗稷南蒙冤受害。70岁高龄的他被送到远离上海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1971年8月17日，罗稷南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享年73岁。1979年12月15日，上海文艺界在龙华革命公馆大厅为罗稷南举行了隆重追悼大会，对罗稷南一生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祖国的高尚品格和勤奋上进、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