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向党，从不动摇——记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徐克性

徐克性于20世纪30年代奔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国家石油部工作，为我国的石油工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徐克性，原名涂正兴，1905生于凤庆县勐佑镇中和村一农耕之家。1918年在家乡读完小学，1927年在顺宁（凤庆）读完高小和旧制初中后，随在石门县任盐业局长的岳父到石门县工作，后又到保山八县联合团办事处工作了两个月。1928年到瑞丽县猛卯镇小学任教4年。1934年回顺宁县太平镇小学任教。1935年到云县清丈局担任书记。

徐克性自幼勤奋好学，追求进步。早在中学时代就与同窗好友陈子愚、蔡国铭、张友良等学习传看郭沫若等主办的《创造》月刊、《洪水》周刊、《向导》报等进步刊物，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探寻救国之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政府贯彻不抵抗政策，丧失了东三省。他想，莫大一个中国，怎么甘心让小日本蹂躏呢？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中国，他义愤填膺。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匹夫岂能等闲，不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还算什么炎黄子孙？

1937年8月，徐克性毅然告别家乡父老，与云县董福海一道徒步到祥云县，找到从大理奉调回昆的滇军某旅，在云县人董文英任团长的1078团任团部准尉司书。8月底，该旅回昆后编入滇军60军，军长卢汉。9月，60军奉命北上抗日，全军步行至长沙，再乘火车到浙江衢州，旨在参加上海保卫战，进而参加保卫南京。然而，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节节败退，上海、南京先后失守，60军从九江退回武汉。在武汉休整期间，徐克性看到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大量报刊书籍，尤其看了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平型关消灭日军坂垣师团1000多人，取得平型关大捷的事迹后，使他认识到真正的抗日根据地在延安，中华民族的真正希望是中国共产党，要革命只有找到共产党。于是，他与60军不辞而别，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恳切地要求参加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对他说：“现在国共合作了，在哪里也是抗日，还是安心在60军吧！”他参加八路军的决心已定，离开办事处后，又辗转到陕西武工农学院，找在该学院图书馆工作的老同学蔡国铭（临沧县人），准备请他帮忙。结果到该学院才得知蔡国铭于1936年就参加红军了，于是他又返回武汉。后来在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邱琮的帮助下，历尽艰辛，克服万难，冲破了国民党设置的种种障碍，于1938年2月到达了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延安。

到延安后，党组织首先派他到陕北公学学习。学习期间，他曾多次幸福地聆听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讲话。尤其是聆听了毛泽东的《论游击战争》，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和朱德的《论战略战术》演讲后，使他深受教育，终生难忘。1938年5月4日，徐克性在陕北公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三四月间，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加紧封锁黄河，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封锁解放区，多次派飞机轰炸延安。为此，陕北公学撤到晋察冀边区，抗大撤到晋东南，徐克性又被派到华北联大学习。同年冬，华北联大学员按中共中央指示组成工作队深入各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徐克性任工作队长。1940年，他先后任晋察冀边区专署秘书、繁峙县秘书、游击队指导员。当时繁峙县基干游击队纪律松弛，军民关系差，战斗中多次受挫，士气低沉。他按毛主席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整顿部队纪律和思想，开展严格的军事训练，提高了战斗力。在他的指挥下，游击队接连几次打了胜仗。

1940年冬，山西应县成立，徐克性被派任应县秘书兼民政科长、司法科长。后来日军对解放区开展大扫荡，推行“三光”政策，粮食、物资被抢光。加之1939年洪灾严重，粮食歉收，解放区粮食供应十分紧张，老百姓只吃黑豆。为解决粮食问题，党组织又任命他为粮食科长，他冒死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征军粮、做军鞋，组织了大批物资支援解放区。

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夏，徐克性调任五台区秘书，1943年秋又回繁峙县任工商股长、实业科长。1944年冬到晋察冀边区党校学习。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徐克性被派到北平城工部工作，任昌平县秘书，后到张家口任华北局行政处生产科长。这时，蒋介石派大员到各地受降，不准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为顾全大局，北平城工部退回张家口，中共接收人员退回解放区。徐克性按党的指示，带领工作人员化装成商人到国民党占领区开展工作，组织了大批战略物资运回解放区。同时，为保证解放区的物资供应，党中央在张家口成立了“冀东新华商行”，徐克性任乐亭分行助理。

1946年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封锁解放区的食盐供给。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中共中央派地下工作人员与山东盐业公司联营，成立“晋察冀盐业公司”，徐克性被派到该公司工作。8月，回华北局党校学习。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徐克性参加北平接收工作，任北平市地震局接收联络组长。1950年3月到人民大学任教研室主任，专门研究苏联的企业管理。1951年“三反五反”结束后调国家石油总局工作，参加筹建石油学院，任筹备处人事组长。石油学院成立后又回总局行政科工作。1955年石油部成立后，徐克性任石油部俱乐部主任，后又在政治部直属工作部宣传处工作。1953年，经组织批准，徐克性将妻子和两个女儿从凤庆迁居北京，离别16年的亲人终于团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徐克性一家也被卷入灾难之中。他的妻子被打成“漏划地主分子”，一气之下离开了人世，两个女儿也受到不公正待遇，他自己被下放到石油部湖北潜江干校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直到1973年才回石油部。面对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徐克性始终没有动摇过自己的理想信念。正如徐克性自己说的：“我这一辈子没有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从来不知道要计较什么名利地位，只知道党叫干啥就干啥。”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天上的乌云散尽，金色的阳光洒满人间。同年，徐克性光荣离休，享受副部级待遇，住北京市东城区六铺炕石油部干部住宅区。1980年，徐克性妻子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一家人恢复了平静和快乐。1986年，大女儿涂惠芬在湖北退休，三女儿涂惠萱仍在石油部职工学院任教授，和徐老住一起。

徐克性离开凤庆后，对家乡革命青年的进步活动很关心，在和同学秘密信件来往中了解进步青年的活动情况。但是，由于凤庆没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热血青年的活动没有党的直接领导，为确保革命青年的安全，他没有太多信件来往。直到1949年知道二女儿涂惠芳在凤庆中学读书时，便从北京给涂惠芳寄了《创痕》《思想指南》和《中国青年》等进步书籍和革命刊物，要她在进步青年学生中传阅，宣传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1950年2月，中共顺宁县（1954年6月改为凤庆县）工委、顺宁县人民政府成立后，涂惠芳参加了革命，5月被派到琼英乡（郭大寨乡）参加征粮征税工作，她把父亲寄给自己的书刊带在身上，并将其分散在工作队员中传阅。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她总是用从书刊中学到的知识鼓舞战友们坚定信心、安心工作、排除万难，努力完成征粮征税任务。在给战友的信中她说：“人民政府刚成立，面临的困难很多，我们征粮征税的任务十分艰难，但要知道，我们的工作和奋斗都是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克服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让我们把这一伟大的事业作为精神上的慰藉，用努力工作的行动来报答党吧！”涂惠芳不仅是这样想、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艰苦的工作面前从不说苦和累，总是哪里艰苦到哪里。在凶残的土匪面前，她立场坚定、斗志昂扬。在敌人的枪口下，她毫不畏惧，痛斥土匪的罪行，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81年，离别家乡44年后，76岁的徐老从北京回到凤庆，看到家乡发生的变化，从心底感到由衷地兴奋。同时，在凤庆县委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前往凤山烈士陵园敬献了花圈，又到他二女儿涂惠芳烈士牺牲地——郭大寨公社看望。当他得知涂惠芳读书时就追求进步，积极学习自己从延安寄回的革命书刊，立志跟随共产党；全县解放后，在参加琼英乡征粮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工作，成绩突出；土匪暴乱时，面对死亡英勇不屈，与土匪作坚决斗争，直至英勇牺牲的种种表现时，徐老擦干泪花说：“这孩子不错，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她的期望。”

1997年，徐老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